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鉴于当前经济运转仍然面临诸多不肯定性要素，稳增长难度增大，稳就业形势严峻，稳物价压力抬升，对政策效应的发挥提出更高请求，政策相应进入变化期。为此，我们分离各国在对冲疫情过程中的措施和机制（参见“大救助”系列），在对我国既定的宏观调控措施和机制的了解根底上，重点讨论了政策施力点、施策途径与政策预期差三个方面的变化。

随同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白 “我国经济开展面临需求收缩、供应冲击、预期转弱三重压力”，稳增长在宏观调控中的份量就在持续加大。今年一季度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“我国经济开展环境的复杂性、严峻性、不肯定性上升，稳增长、稳就业、稳物价面临新的应战”，相应宏观层继续加大稳住经济根本盘的政策力度，与此同时政策施力点愈加有所偏重。例如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至今，国常会已累计召开了17次，小微与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、就业等在国常会新闻公告中均属于高频词；在宏观政策措施中，退、减税的词频最高；制造业、能源、供给、物流、粮食等重点范畴也是频频被提及。从17次国常会新闻稿中高频词呈现的频率，反映出微观经济主体是被宏观层最为关注的，因而一揽子措施的施力点一定也在微观主体上。